公平正義與公共責任之間：從全大運事件談起

這次中央大學承辦 115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，引發了一些討論。全大運於 2026 年 5 月 2 日至 5 月 6 日在中央大學舉行，主題為「無懼．永續 Run Fearless Run Green」，也是一場全國性的大型校園運動賽事。

事件的爭議主要集中在兩個面向。第一，有學生團體指出，部分大一學生被安排參與全大運志工服務，並與服務學習或畢業門檻產生連結，因此質疑是否構成變相強制。根據報導，學生會與台學聯主張，至少有 8 個系、超過 400 名大一學生受到影響；校方則回應，服務學習已有多元替代方案，並非強制學生一定要參與全大運志工。

第二，則是個資保護問題。報導指出，志工名單曾包含姓名、手機、電子信箱等資訊，並被放在全大運官網供下載；校方後續表示已下架相關資料，並將採取去識別化與權限分級查詢等改善措施。

對我來說，這件事不應該只被簡化成「學生抗議」或「學校委屈」。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教育現場，讓我們重新思考：什麼是公平正義？什麼是公共責任？什麼又是年輕人在成長過程中，必須學會分辨的事情？

公平正義當然重要，該爭取就應該爭取

如果制度不透明，應該檢討。

如果學生權益被忽視，應該被聽見。

如果個資被不當處理，更應該嚴肅面對。

我並不反對學生發聲。相反地，我認為一個學生如果能夠看見制度中的問題，並且願意提出質疑，這本身就是民主社會與高等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。

我自己也曾經為了不公平的事情站出來過。當一個人的努力、聲譽、榮譽，沒有被公平對待時，當然應該發聲。當真正付出的人被忽略、被誤解、被制度性地犧牲時，我也會想站出來幫忙。

因為那種不公平，不只是「我不舒服」，而是「一個人的價值沒有被合理看見」。

爭取之前，也要誠實問自己一件事

隨著年紀與經驗增加，我慢慢體會到：在爭取之前，我們也需要誠實問自己一件事。

我是在爭取真正的不公平？

還是只是因為我不想承擔、不想辛苦、不想被安排？

這兩件事不一樣。

如果是制度不合理，那當然要討論制度。

如果是權益受損，那當然要爭取權益。

如果是個資外洩，那當然要追究責任。

但如果問題的本質只是：「我想休息」、「我不想做」、「我覺得麻煩」，那就不一定適合直接上升成公平正義的問題。

休息很重要，身心狀態也應該被尊重。但不想辛苦，並不必然等於受到壓迫；不想承擔，也不必然等於制度不公。真正成熟的判斷，是能夠分辨「我的不方便」和「公共的不正義」之間的差異。

我們是否也享受著前人辛苦留下的成果？

我個人常使用學校的體育設施，也真心覺得中央大學的體育硬體在全國大專院校中相當優秀。

但這些資源不是憑空出現的。

一所大學能夠擁有好的場館、好的設備、好的校園環境，背後往往有許多人長期承擔行政工作、申請補助、籌辦活動、接受評鑑、完成許多學生平常看不見的工作。

我們今天享受到的許多好處，可能都是前人辛苦承擔之後留下來的。

所以我也會反過來問自己：

當我不想承擔、不想辛苦、不想被安排時，我是否仍然默默接收著那些辛苦前人所換來的好處？

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麼我也許不能只問「為什麼是我」，也要問「我能不能為這個共同體多做一點什麼」。

公共責任不應該被濫用，但也不應該被完全拒絕

當然，公共責任不能成為壓迫個人的理由。

學校如果要學生參與服務，就應該說清楚制度設計、替代方案、時數要求、請假規則與補救機制。學生如果有疑慮，也應該有合理、安全、透明的申訴管道。

特別是個資保護，沒有模糊空間。學生願意服務，不代表個資可以被任意處理；學生參與公共活動，也不代表他們應該承受不必要的資訊風險。

但另一方面，我也不希望我們把所有辛苦都理解成剝削，把所有安排都理解成壓迫，把所有不方便都包裝成公平正義。

那樣反而會讓真正需要被看見的不公平失焦。

我希望學生學會的，不只是爭取權益

我希望我的學生可以勇敢爭取權益。

但我也希望他們能夠在爭取之前，多一層思考：

我爭取的是不是一個更公平的制度？

我提出的是不是一個可以讓大家更好的改善方向？

我是否也看見了別人的付出，而不只是自己的不方便？

一個成熟的社會，不是大家都不用承擔；而是每個人的承擔都被合理安排、被清楚說明、被公平對待。

一個成熟的大學生，也不只是會說「我的權益在哪裡」，而是能夠進一步思考：「我能為這個群體留下什麼？」

我一直相信，如果希望社會更好、台灣更好，那麼能做的事情，我就盡量做。

當然，每個人能力有限，時間有限，精力也有限。我們不可能承擔所有事情，也不應該要求每個人無條件犧牲。

但如果有一天，我的付出大於我得到的，我不會覺得那一定是吃虧。

因為對我來說，那也許正是我存在的價值。